“中國進出口銀行吉林省分行原黨委委員、副行長鄭鵬，‘逃逸式辭職’違規(guī)到貸款客戶任職取酬”“中國銀行貴州省分行原黨委委員、副行長徐鴻周為逃避紀法懲處謀劃離職，是‘逃逸式辭職’的典型”……近段時間，紀檢監(jiān)察機關嚴肅查處一批國企領域腐敗案件，在相關通報中，“逃逸式辭職”頻頻引發(fā)關注。

所謂“逃逸式辭職”，顧名思義，就是為了逃避處罰而選擇主動離職的行為，是隱形變異腐敗行為的一種。隨著全面從嚴治黨深入推進，這一現(xiàn)象開始冒頭，并在2022年成為年度十大反腐熱詞。今年二十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作出部署，提出著重抓一些領域的系統(tǒng)整治，持續(xù)深化“逃逸式辭職”治理。國有企業(yè)作為典型的權力集中、資金密集、資源富集領域，近年來腐敗問題叢生，“逃逸式辭職”問題較為突出。紀檢監(jiān)察機關緊盯這一現(xiàn)象，堅持查治結合、糾建并舉，體現(xiàn)了對新型隱性腐敗問題的高度關注和靶向治理。

從近年查處的案例來看，“逃逸式辭職”手段不斷翻新，行為更加隱蔽，方式更加多元。大體可以概括為三種類型：一是“規(guī)避型”，有的領導干部在任時就已經有違法違紀行為，在高壓震懾之下企圖“見好就收”“蒙混過關”，通過離職“平安著陸”；二是“期權型”，即在任期間為相關利益方謀取利益，但不急于兌現(xiàn)，而是約定在離職、退休后兌現(xiàn)，所謂“在位不收離職收”“在崗不收轉崗收”；三是“謀利型”，通過“提前筑巢”向外輸送利益，待離職后自己當老板，到原業(yè)務管轄范圍內企業(yè)任職、兼職，利用政商“旋轉門”撈好處。

這些“逃逸”想法具有投機性，天真地認為自己不再擔任公職，就不會被列入重點反腐對象。但事實上，離職不可能是逃避紀法約束的“護身符”。針對“逃逸式辭職”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》提出“三年兩不準”要求，新修訂的《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》也進一步充實完善了對黨員干部離職后本人違規(guī)從業(yè)行為的處分規(guī)定。近年來，退休或辭去公職后被查處的干部屢見不鮮，也擊碎了一些人退休后高枕無憂的黃粱美夢，讓廣大黨員干部看到了反腐敗斗爭的嚴肅性：法紀沒有“后門”，不論職位多高，權力多大，無論在職還是離職，無論腐敗問題隱藏得多深多久、腐敗手段怎樣翻新升級，只要伸手，早晚都得付出代價。

國企領域“逃逸式辭職”問題頻現(xiàn)，說明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復雜，一些腐敗干部仍心存僥幸，必須不斷調整反腐敗策略和方法，織密織牢制度防護網，系統(tǒng)性強化對離職干部的全周期監(jiān)管。一是嚴格離職前管理，對主動辭職、離職或提前退休人員任職期間行為進行全面“體檢”，防止“帶病離職”“帶病退休”。二是進一步細化相關規(guī)定，對干部離職后的就業(yè)范圍、就業(yè)時間等劃定“從業(yè)紅線”，堵住投機漏洞。三是嚴格離職后管理，開展專項摸底清理、聯(lián)動排查和定點核查，嚴肅紀律約束和法律懲治，讓“問題干部”無法脫身、無處遁形。

“逃逸”不等于“逃脫”，“人走”絕不意味著“查涼”。督促國資國企系統(tǒng)加大治理力度，推動標本兼治、系統(tǒng)施治，有利于警示國企領導干部克服“一辭了之”的錯誤心態(tài)和僥幸心理，自覺做到嚴守紀律、不逾底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