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舉行新聞發(fā)布會，對外公布了新修訂的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公布失信被執(zhí)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干規(guī)定》，在原有司法解釋基礎上增加了“被執(zhí)行人為未成年人的，人民法院不得將其納入失信被執(zhí)行人名單”等條款。

“失信被執(zhí)行人名單”就是我們熟知的“黑名單”，是為懲治老賴專門建立的一套信息采集、曝光和懲治措施。老賴是當下一種典型的社會現象。他們故意拖欠債務卻過著高枕無憂的生活，不僅損害了債權人的利益，也造成了極惡劣的社會影響。從2010年開始，最高人民法院接連下發(fā)了《關于限制被執(zhí)行人高消費的若干規(guī)定》等文件，2012年7月開始籌建“黑名單”系統。如果說過去的限制措施還較隱蔽，那么“黑名單”就是完全公開化的懲戒措施，某種程度上都帶有規(guī)勸色彩，并未觸及當事人的現實利益。鑒于此，2013年11月通過的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公布失信被執(zhí)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干規(guī)定》，建立了一套多部門、多領域聯動懲處機制，涉及旅游、度假、限制出境、安全生產等30多個重點領域?？傊瑸閼椭卫腺?，最高法院通過不斷做“加法”來提高打擊、懲處力度。

雖然懲處力度重重加碼，效果卻沒有預料中那么理想。根據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推出的全國“老賴排行榜”，老賴依然遍布全國，其中個人最高失信金額達到3.8億元，法人最高失信金額達3.5億元，最多一人失信達79次，最長失信時間達24年。以至于有人懷疑究竟能否通過法律解決這一問題，因為老賴的普遍存在說到底是缺乏完善、系統的誠信體系所致，無論是公民還是法人，誠信意識都有待加強。此類觀點有一定道理，但無助于解決實際問題。法律從未期許短時間內提高、改善公民道德素質，它要解決的僅僅是因失信帶來的經濟、社會問題。一方面，《規(guī)定》實施時間尚短，各部門內部協調整合周期較長，我們仍需耐心等待其效果；另一方面，我們也要關注一些極端案例，由于懲處措施層層加碼，不少老賴索性破罐破摔，改過去的拖延為徹底的揮霍無度。這提醒我們，對老賴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，確有償還困難的，法律應適當做些“減法”，讓其通過特定程序退出。

所謂做“減法”，就是在打擊、懲處老賴時，也必須保障其合法權益，避免讓懲處措施波及無辜者。針對新增的解釋，“被執(zhí)行人為未成年人的，人民法院不得將其納入失信被執(zhí)行人名單”，有網友認為這一規(guī)定全無必要：雖然法律“保護未成年人”的意圖相當明確，可未成年人一般不可能大肆舉債，很難成為拖欠債務者，這一條款難免有畫蛇添足之嫌。其實，在筆者看來，這一規(guī)定的真正積極意義在于，它有力地制止了法律懲處措施的無限加碼，劃出了懲處的邊界和底線，保證了法律內部的平衡。再如新添的一條規(guī)定：“終結本次執(zhí)行程序意味著被執(zhí)行人確無財產可供執(zhí)行，此時法院應當刪除其失信信息?！边@一規(guī)定既避免了債務無限拖延、人為制造賴賬情況，又能主動轉入其他清償債務程序（如拍賣、申請破產等），讓債務人及時退出“黑名單”，維護其權益。

可進可出的法律設計并沒有削弱“黑名單”的效力，恰恰相反，只有建立在一視同仁的基礎上，法律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、精準打擊，助推問題的解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