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評

對“叔侄冤案”，浙江高院負責人認為要從五個方面進行反思。其中，破案考核指標設計需科學合理，不應以“破案GDP”為目的。應該銘記，一個人能不能定罪，案件有沒有最終告破，要靠證據(jù)說話。

“叔侄冤案”不僅給當事人帶來一生的傷痛，給司法形象帶來難以估計的負面影響，也導致高達220多萬元的國家賠償，當?shù)厮痉ú块T確實應該反思。從聶樹斌、趙作海到張輝、張高平，冤案總像一母所生，驚人相似：證據(jù)不足、刑訊逼供、屈打成招、被判重罪、真兇現(xiàn)身……所不同的是，聶樹斌沒有趙作海、張輝、張高平那么“幸運”，未到真兇出現(xiàn)，就已冤死刑場。

反思冤案，“破案GDP”肯定是最先被提起的原因。如果說，“命案必破”就是一把懸在辦案人員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，將一些辦案人員逼上梁山、不得不依賴刑訊逼供的話；那么，將“破案率”作為考核指標，則是利誘一些人為了集體或個人利益而采取非法手段。浙江“叔侄冤案”，就曾被當作“浙江神探”聶海芬的“光輝事跡”之一而廣為宣傳。

客觀地說，“命案必破”、“破案GDP”并不能承擔冤案的所有責任。某種意義上說，它們也是公安機關除惡務盡、維護正義、順應民意的產物，有其積極的一面。假如社會發(fā)生了命案，公安機關又遲遲破不了案，或成為無頭公案，公眾也會有不高興的；假如案子破與不破一個樣，不懲不獎，恐怕公安機關也沒有壓力與積極性去破案。況且，刑訊逼供制造冤案的賬，也不完全算在“破案GDP”頭上。

刑事訴訟層面，雖然1995年刑事訴訟法大修時，加進了“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，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”的表述，但遺憾的是，至今還沒有在程序立法中明確、保障無罪推定原則。無罪推定作為一種刑事訴訟原則，基本應包括：沉默權（即被刑事指控的人有權拒絕回答和不受強迫自證其罪）、公訴案件的舉證責任由控方承擔、疑罪從無（現(xiàn)有證據(jù)如果不能證實被刑事指控的人有罪，則應認定其無罪）。刑訊逼供，正是一種“強迫自證其罪”的典型手法。如果將無罪推定這一司法原則坐實，不支持侵害疑犯沉默權所獲取的證據(jù)，對刑訊逼供的治理必將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。

實踐層面，刑訊逼供制造冤案，還與長期形成的“公檢法一家”的習慣有關。公安機關在種種壓力之下對嫌疑人進行刑訊逼供、暴力取證，嫌疑人違心招供；檢察機關過分相信警察所做筆錄，忽略對筆錄獲得程序、真實性的考證；法院倚重檢察機關的意見，而對辯護人提出的疑點和主張不感興趣。后續(xù)環(huán)節(jié)不懷疑、不反對刑訊逼供所獲證據(jù)，對刑訊逼供起到了正面激勵作用，加劇了問題的產生。因此，有刑辯專家建議適當吸收英美法系的當事人主義——訴訟的發(fā)動、繼續(xù)和發(fā)展主要依賴于當事人，法官僅處于消極的中立的裁判者地位。即使無法完全照搬，與職權主義適度稀釋，亦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刑訊逼供之痛。

刑訊逼供是司法文明的毒瘤，以一種犯罪來對抗另一種犯罪，不僅違反了程序理性原則，也損害了人們對司法程序正義功能的預期，我們必須堅持說“不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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